北京一位在某公司任总经理助理的曾女士公开自己怀孕的消息后，即被调任保洁员，薪水从四千多元降为几百元。这位女士认为，公司此举是变相辞退。28日，她将此事反映到劳动仲裁部门，要求恢复原职原薪。据曾女士称，她曾经找公司沟通，但被告知“其实你怀孕应主动提出辞职”。但事后记者采访时，公司方面表示从未说过此话。(9月29日《京华时报》)

　　孕妇保洁员其实算不上新闻。此前，有一个“史上最贵清洁工”，比孕妇保洁员更具新闻价值：上海某公司资深策划杨华(化名)，怀孕后接到一份换岗合同，变成公司清洁工，但月薪仍是9000元，成为“史上最贵清洁工”。公司表示确实无其他职位可安排。比较两个事件，后者的当事人不仅也是孕妇，也被转岗做了清洁工，而且还拿着9000元的高薪，无疑其本身蕴含的新闻价值要更大一些。

　　但值得注意的是，孕妇保洁员不仅能见诸报端，而且也再次引起了网络舆论的关注。为何并不新鲜的事件能够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呢？我想，原因不仅是孕妇保洁员的情境比史上最贵的清洁工更惨，而且还在于人们心中的维权焦虑。这不是针对一个事件才产生的，而是一种基于现状而产生的持续性焦虑。如果，现实中的问题得不到彻底的解决，这种焦虑就会一直存在。而一旦有刺激性的事件发生，人们的反应就会敏感。

　　所以，并不新鲜、并非初次出现的孕妇保洁员再次引起了人们的争议。一方面，孕妇保洁员折射出了劳动者权利被漠视的现实；另一方面，人们的内心一直对维权缺乏信心。于是，人们从孕妇保洁员的身上看到了一种普遍性的危机：连孕妇都可能遭到如此待遇，其他人的权利如何得到保证？正是这种忧虑让人们对已经出现过类似事例的孕妇保洁员事件，依然投以了关注和议论的热情，其实他们也是在抒发着内心的不满与紧张。

　　如果，没有人们内心的普遍焦虑，一则带有重复性的新闻是不会引起人们哗然的———该吃惊的，在初次遇见时已经表达。而如果内心的普遍焦虑一直存在，那么任何时候出现的类似孕妇保洁员的新闻，都会成为社会关注的新闻和舆论热点。就像大学生卖肉的新闻一样，在北大学生卖肉成为新闻后，其他大学的学生卖肉依然能够引起社会的热议，其原因就在于这样的事件冲击的是人们一直存在的信念———知识到底能否改变命运？

　　在经过新闻报道后，孕妇保洁员应该会得到妥善的处理。但不能忽视的是，在此事件中，人们表现出的维权焦虑。因为，这种焦虑源于信心的缺失，源于权利得不到保证的现状。而且，这种劳弱资强下，权利得不到保证的情形是普遍的。同时，正因为普遍而缺少典型性，它们也很难像孕妇保洁员一样被报道。

　　更多的时候，面对权利受损的事实，人们表现出的是表面习以为常，与内心的无比焦虑。所以，孕妇保洁员再次引起关注的背后，其实是一种焦虑的集体抒发，劳动监管部门应该从中读出民意。否则，单纯地解决一个孕妇的问题，并不能释放人们内心的普遍焦虑，当具有冲击性的类似事件发生时，人们依然会以此为载体再次表现出内心的不满与紧张。

　　作者：李怀胜

　　来源：华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