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江西抚州市保安公司保安员李某，因受公安机关委托监视一尚在哺乳期不宜拘留的女嫌犯，却致对方逃脱而被判玩忽职守罪。因“代行司法权”不力而获刑的案件，在江西乃至全国都极为罕见。(10月12日《新法制报》)
李某虽是保安员，不属国家公职人员，但其作为受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因玩忽职守致嫌犯逃脱，获刑理所当然。透过这起全国罕见的案件，笔者认为最需要反思的，是监视嫌犯的司法权可以由保安来代行吗？
现代法治社会强调分权和公共权力社会化不假，即国家公权力并非全部要由国家机关及其公务员行使，也可以委托符合法定条件的其他组织和个人行使，如此既可以提升社会自治水平，又可以有效提高国家治理效能。但公共权力可以委托别人代行，并不意味着任何国家机关的、任何性质的公共权力都可以任意委托。公共权力的委托必须在法律范围内依法定条件和程序进行，不得不当行使，更不能逾越法律界限。
对诸如监视犯罪嫌疑人这样的司法强制措施，由于涉及人身自由等公民基本权利，各国均十分慎重，一般都对其行使主体作特别的规定和限制，防止对公民人身权的不当侵害。我国也不例外。《宪法》明确了不经法定机关批准或决定并经公安机关执行，任何公民不受逮捕等司法强制措施。《刑事诉讼法》规定，对犯罪嫌疑人的监视居住，由公安机关执行。
由此可见，不仅保安公司及其保安员不具备接受委托执行司法权的法定条件，而且监视嫌犯司法强制措施是公安机关的专有权力，本身也被排除在法律允许委托范围之外。因此，在保安员玩忽职守致嫌犯逃脱案件中，尽管受托保安员的责任不可推卸，但公安机关将监视嫌犯权力交由他人代行，危害也更大。
其实，公共权力委托混乱的现象，不仅仅存在于司法管理领域，在治安管理、交通管理、社会保障执法等诸多领域，均有不同程度的表现。比如，一些地方公安机关聘任、委托治安员执行治安任务，公安部虽三令五申要求“彻底取消”，但治安员仍生命力顽强。
公共权力委托之所以会出现一些乱象，原因固然很多，但最为根本的是在公共权力委托领域，还存在“软肋”，缺乏专门法律予以规范，对哪些权力可以委托、如何委托，哪些权力为国家机关及公职人员所绝对保留，不得委托代行，还缺少严格界定，即使有散见于各种单行法律规范的条款，往往也很原则、抽象，缺乏对权力委托的刚性监督制约机制。所以，随着国家权力结构改革逐步深入，尽快制定完整、统一、规范的公共权力委托法律规范，很有必要。
□王敏(中国政法大学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