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政府从11月1日零时起决定撤销17个公路收费站。但是，渭南上涨渡大桥收费站撤销之后，当地禁止机动车上桥通行。渭南市交通局有关领导说，按照省上要求，他们如期撤销收费站，并按市政府文件要求，实施道路封闭。(《华商报》11月5日)

　　公众的权利再一次遭遇公权力的戏耍。如果说陕西省政府撤销17个公路收费站的决定，意味着公众权利的回归——打着“贷款修路，收费还贷”旗号的公路，至少在法律上有一个明确的收费终止日期。对于这样既有自上而下的行政威权支撑，又有自下而上的民意基础的决策，地方政府自然没有公然违背的勇气，但不愿意舍弃既得利益的地方政府，总会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思路中竭力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既然“硬抵抗”不可能奏效，反倒会为自己惹来一身麻烦，那么“软化解”也不失为一种很好的方式。表面上看，当地政府撤销了被明令禁止的收费站，但当地政府按照市政府的文件要求对道路实施封闭，实际上却以一纸行政命令让公众权利消解于无形。

　　撤销收费站的目的在于“还路于民”，是手段不是目的。但在当地政府那里，撤销收费站却从手段变化成目的，既然省政府统一部署撤销收费站，那在无从抗拒的情况下我就封闭免费道路，把公众都赶到合法的“收费公路”上去。省政府的决策被“阳奉阴违”地执行，地方政府的一己私利也“毫发无损”。

　　这种尴尬的出现，根源还在于公众的权利缺乏救济，也意味着自上而下雷霆万钧的威权式命令效果的破产。想象有多少来自中南海、省政府甚至市政府的决策，会在下级政府如此“权力智慧”面前变得一无是处，成为仅仅停留在纸面上的权利吧。从这个意义上讲，赋予和保障公民权利的政策，所能依靠的还是公众自身的维权能力，因为公众需要的是权利的实效而不是“画饼充饥”式权利。

　　法律上有句名言叫“无救济，无权利”，就是说权利总是要和救济相伴而生，否则再神圣的权利都不会有任何效果。具体到收费公路的“终止期限”问题上，在权利总遭遇权力戏耍的情况下，我们很难对强制性的行政命令、要求收费用公路树立“终止收费时间表”等单向度的规范抱有太高的期望值，因为一旦公众的权利自救失去制度化的途径，这些规定总会被换一种形式的“收费”来抵抗。

　　所以说，对于涉及公众权利的事项，赋予公众充分的救济权，才能确保权利真正得到保障。也只有当公众的司法救济权、民主问责权甚至用脚投票权得到充分的保障，权利才不会遭遇权力的戏耍。(贺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