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媒体报道的很多贪官被查处，都涉及到情妇问题，这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但为何贪官都爱沾色呢？一方面可能的原因在于权色交易者本身就是臭味相投，各取所需，贪官将违法所得挥霍在情人身上，情人则奉献自己的青春和美貌；另一方面也是因为通过情妇贪腐更为隐蔽，贪官将情妇当做“交通站”和“中转库”，借以逃避侦查。
笔者将这种类型的贪官称为“韦式”贪官，因为其经典代表人物是《鹿鼎记》中的韦小宝。金庸笔下的韦小宝，可谓是八面玲珑、左右逢源，一个不学无术之徒，凭着坑蒙拐骗、溜须拍马，加上一些“狗屎运”，居然做到朝廷大员，无疑是一出人性的悲喜剧。他利用自己的机智聪明，游刃于朝廷之中，哄得皇上开开心心，不断加官晋爵。他喜欢美色，堪称情场浪子，不过“浪子”是需要浪漫和浪费为基础的，比如送个夜明珠啊、月光宝盒什么的，一定可以博得美人欢心。于是，钱就变得很重要了。这靠他做太监的微薄俸禄肯定是不够的。
读者或许会注意到，韦小宝从一穷二白到富可敌国，是相当的“生财有道”，而其秘诀无非骗和贪。查抄鳌拜家产时，经索额图指引，韦小宝第一次贪了一笔五十万的巨款，还有点诚惶诚恐。此后他心理素质提高了，就如鱼得水，登堂入室了。平藩时期，他收了吴应熊送的十多万两和吴三桂送的二十万两，镇定自若。之后是大杀四方，北到俄罗斯，南到台湾岛都有小宝的贪污足迹，加上敲诈郑克爽的二百多万两，他至少已有三百多万两身价，折合人民币相当于十亿元。而风流成性的韦小宝，更是有双儿等七位老婆相伴，人生快活如斯，不复进取，最后只好功成身退了。
当然，《鹿鼎记》采取的是夸张、怪诞的手法，其中情节不能细究。但小说对于官场生存法则以及人性的描写，的确是入木三分的。金庸本人谈到韦小宝这个人物时说过，“在某一个社会中，如果贪污、作弊、行骗、犯法的结果比洁身自爱更有利，应当改造的是这个社会和制度。小说中如果描写这样的故事，谴责的也主要是社会与制度。就像《官场现形记》等等小说一样。”因此，我们与其把它看作是对腐败的推崇，不如说是对当时黑暗制度的反讽，以及对现代社会的警示。
然而，几百年后的今天，我们仍能感觉到韦小宝阴魂不散。安徽省宣城市委原副书记杨枫一共养过7个情妇，并且由“首席情妇”邹某把她们组成敛财团队，掩人耳目，大肆贪污。最后东窗事发，以受贿罪锒铛入狱。这位贪官难道不像得到韦小宝的衣钵真传么？现代的杨枫们的确与韦小宝酷似。据了解，这些贪官大多如韦小宝一样出身寒微，后来青云直上，走上领导岗位后因为权倾一方，缺少监督，贪慕荣华富贵、酒色财气，最终走上犯罪道路。唯一不同的是，韦小宝还算是一个有良知的人，知道帮康熙完成大业，也从未做过伤天害理之事。但现代的贪官们却已经连韦小宝所具有的良知也泯灭了，目无法纪、瞒上欺下，因为受贿、徇私而玩忽职守、滥用职权，使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遭受了重大损失。
韦小宝作为一名“高级干部”，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他自小在妓院中长大，而妓院是最不讲道德的地方；他不识字，没有读到过孔孟之道；他更是没有学过法律，不知道大清律对于贪污犯罪的处罚规范，所以金庸说他其实是“一个文明社会中的野蛮人”。但大多数的贪官其实都读了十几年圣贤书，满脑子的忠君爱民、公正廉洁，可依然抵挡不了利益诱惑，原因何在？朱元璋在地方官上任之前，经常要找他们谈话，教育他们如何抵抗贪污受贿的诱惑，甚至给他们算一笔很实在的利害关系账。但被糖衣炮弹击中倒下的贪官仍然前仆后继。朱元璋惩治贪官的手段极其酷烈，大规模地砍头剥皮截肢剜膝盖，惩办贪官污吏是不遗余力。血洗之下，仍有大批高级官员顶风作案，例如开国元勋朱亮祖。朱元璋死后，明朝腐败依旧。清朝吸取明朝覆亡的教训，整肃贪腐的力度还要大，清朝共有162名二品以上的高官被处死，其中55人是因贪腐而被杀头的。但腐败没有消除，反而愈演愈烈。乾隆年间的大贪官和即是典型代表。吴思在《潜规则》一书中，总结过一个“新官堕落定理”，大意是说很多官员开始的时候都很清廉，但环境逼着他不由得不堕落，而堕落的成本和风险相较于巨大的利益而言实在很小。可见，贪污的原因可能不在个人道德。严厉的刑罚也未必能阻止腐败的发生。
现代的贪官污吏们，不再是韦小宝那样的文盲，他们都是大学以上文化程度，接受过最为严格的纪律教育。他们为何也不能坚守自己的长城？不幸被阿克顿勋爵言中的是，“权力产生腐败，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一个拥有权力的人，如果能坚守清贫，严格自律，反躬自省，那我们可以称其为圣人，比如海瑞，但像这样的圣人实在是珍稀品种。大多数人，如果没有人监督，可能都想做一回韦小宝，能“慎独”者又有几人？一个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机制不完善的社会，必然是蠹虫的天堂。监督就是要打破利益共享的“纳什均衡”。在韦小宝的时代，其实也有监督，但却是官员之间的监督，皇帝不敢放权给人民，于是就成为官官相卫、沆瀣一气。那是专制的封建集权制度使然，这是每一个朝代的宿命。但帝国总结之后，权力归于人民，“官主民仆”被“主权在民”所取代，任何人不能凌驾于代表人民意志的法律之上。现代社会的反腐，依靠人民民主、舆论自由、分权制衡，依靠政务公开、司法独立、完善法制，更重要的是以“法治”来取代“人治”，这才是千百年来反腐斗争走向胜利的不二法门。
在我看来，“韦式”贪官，只是贪官模式中最为典型的一种，手法早已为人们所熟稔，以“情妇”字眼曝光只是引起舆论的关注，但贪官的本质还是贪，与有没有情妇没有必然关系。“红颜”非祸水，女人不应当成为贪腐的借口。贪官腐败不是女人的错，“情妇”问题不应妨碍我们对其权力腐败的清醒认识，不能成为我们追问体制根源的障碍，更不能成为转移反腐斗争方向的理由。近些年来，我国不断加大打击腐败的力度，更为重要的是，国家正在重视法治的力量，加快反腐败政策上升为法律的步伐，因为只有规则之治，才能集合反腐的力量，建立一种政治清廉的新秩序。道德教育防止不了腐败，严刑峻法遏制不了腐败，运动式的治理更是消除不了腐败，腐败的克星是基于民主、法治的一种长效的制度建设，这才是反腐的利器。(吴丹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