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运期间发生的几起车站踩踏悲剧，常让我想起那些挤死在朝拜路上的信徒。不同的是，中国人春节回家的“朝拜”，并非为了拜神，而是回各自的家。

　　学者们经常批评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并且因此担心“天不怕，地不怕”的中国人会为所欲为。不能说这种担心是多余的。但是，如果承认中国人至今仍保持着一种“家教”传统，这种担心定会有所减轻。

　　当然，尽管中国人对祖宗的信仰以及有关传宗接代的思想观念具有某种“终极意义”，穷尽过去与未来、超脱于现世之外，而且在现世之中回家过年也像是维系“家教”的某种仪式，但中国“家教”显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宗教”。然而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即这种“家教”在构筑中国人的世俗精神与底线伦理方面具有非凡的成就与影响。

　　众所周知，旧时中国十分重视家族文化的培育，甚至连法律都愿为“父子相隐”网开一面。古人之“忠孝不能两全”，至少是赞同“孝”的合法性与神圣性的。事实上，在皇恩浩荡复淫荡的时节，真正尽忠者亦在少数，绝大多数人只能是在家里尽孝，为家族的利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流年的光景，只是到了极端政治流行的近代才渐渐淹没了生机。社会沦陷之时，家作为最后的堡垒同样风雨飘摇。

　　改革开放30年，中国社会同样迎来了恢复性成长。过去那种因为阶级斗争导致的夫妻反目、父子成仇的告密时代已渐行渐远，被破坏的家庭因此渐渐修复、破镜重圆。甚至，当意识形态统治渐渐弱化，有些离心离德的官员借权力之便，首先想到的也是明目张胆地巩固家族的利益，他们一方面将中国描绘成世界上最美好的国家，一方面拿着赃款将子孙后代移居到他们公开极力反对的腐朽国家。这种精神分裂表现为：用爱国主义为自己在中国争现在，用国际主义为自己的孩子在世界争未来。

　　尽管这种“精神分裂”为人痛恨，但它也间接表明这些官员从政治性回到了人性，较主义更信“家教”，而承认人性恰恰是订立社会契约的基础。如果随之而来的社会契约是真实有效的，那么这种为所欲为同样会止步。事实上，这也是许多贪官受刑时悔恨一时贪念落得妻离子散的原因所在。

　　当然，现实生活中绝大多数人更习惯于按部就班地为自己和家族的命运奋斗，从而间接实现改造社会的目标。古人云，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同样的道理，一屋不爱，何以爱天下？走过政治压倒生活的年代，今日中国人更能理解为什么“在真理与母亲之间，我宁愿选择母亲”。很难想象，不关心自己母亲的人会关心天下母亲的安危，不尊重邻居的人会尊重世界，不善待当世老者的人会善待古人。也是这个原因，格瓦拉式的革命浪漫主义开始祛魅：在那个愿为战胜敌国而按下核按钮的人身上，怎么会有解放全人类的钥匙？

　　西方人相信“总统是靠不住的”，于是将公权力置于全体国民的监督之下。同样的道理，在经历了20世纪的腥风血雨之后，今日世界达成的一个宝贵共识，即“国家的理想往往是靠不住的”。当国家成为国民实现自由与幸福的工具而不是神龛上的圣物，浓缩社会命运沉浮的家庭再一次成为落实和纠正国家理想的最基本社会组织。或者说，个体是否自由，家庭是否幸福从此成为人们检验国家理想的标准。

　　在不久前有关中产阶层的文章中，我提到中国中产阶层一个重要的社会属性，即在于他们当中许多人不只是对国家与社会的“稳定”有用，而且对家族的“稳定”有用。显然，由于中国仍处在传统农业社会迈向现代社会的大转型之中，中产阶层对于“以家庭为宗教”的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具有不同寻常的救济意义。在很多时候，他们不得不为一个更大的家庭或者家族无条件地担负起“第一政府”的角色，为教育、医疗甚至其他生活必需品买单。

　　明白这一点，就不难理解面对眼下的大分化，为什么“中国崩溃论”者一次次预言失灵。在我看来，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他们轻视了中国“家教”在化解社会危机、承载社会苦痛方面的张力。毋庸讳言，这种“光荣救济”同样留有遗憾―――它时常让那些失职的部门在危机来临时蒙混过关，因此一次次丧失改造的良机，未能像西方社会那样形成左右政治的公意及公意执行力。

　　近年来，《常回家看看》等歌曲开始流行，不失为中国“家教”文化复兴的一个细节。印第安人说，如果一个人走得太快了，就得停下来等等自己的灵魂，否则灵魂就会跟不上了。我想，“回家”之于飞速发展的中国社会而言，有时其意义亦在于此吧。(熊培云)(南方都市报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