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日上午，一位九旬老人瘫倒在南京市解放南路人行道上，但过往行人无一敢上前搀扶，一位热心人最后喊来七八名路人作“见证”后，才敢打电话报警。(2月17日《武汉晚报》)

　　这样的局面不仅让人尴尬，而且让人心酸，热心市民在表现“美德”的时候，就像走钢丝一般，诚惶诚恐，小心谨慎，生怕一不小心，跌下来，反受其伤。这位老人也是幸运的，在热心市民喊人来作证之后，老人总算被送到医院了。然后，在危急的时刻，如果都这样需要有七八个人来作证，恐怕下一次就没有这么幸运，也许就会因为找见证人所耽误的几秒或几分钟，让一个原本可以救活的生命从此走向了生命的终点，这将是多么令人惋惜的事。

　　当然，我们无法指责那些热心人迂腐，确实，一旦被对方的家属认定为肇事者，可能会带来终生的麻烦和冤屈，不是有过这样的先例吗？在这则新闻之后，很多网友强烈指责是“南京法官”在彭宇案中的“拙劣表现”导致了南京成了一个如此“病态”的社会。网友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法院的判决也自有法院判决的理由，法律是必须要受到信仰的，如果因为一两次不对自己胃口的判决，而丧失了对法律、对道德的敬畏，这样的责任恐怕还是在于个人自己，而不能将其归罪于“南京法官”的判决。

　　我们欣赏这样的例子：他不因外界环境的艰辛困苦或舒适而改变自己的道德信仰。我们渴望看到在彭宇案的影响下，依然可以毫不犹豫地伸手帮助他人的英雄，做好事是不需要过多考虑后果的。当然，这么说，终究还是一种理想化的期待，甚至这些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一种“超道德”的行为，但我们社会依然应该提倡，“取法乎上，得乎其中”正是此中之意。

　　当然，从保护见义勇为者的角度来看，我们还是需要大力倡导一种社会的保险机制，让见义勇为者能够得到应有的保障和奖励，这种保障和奖励既有来自物质的，也有来自精神层面的。现在的问题在于，如何确认见义勇为者？在扶老人的时候，可能是肇事者，也可能是见义勇为者，该如何辨别？我想，一些保险公司或其它机构(比如痕迹鉴定机构)不妨涉足其中。另外，在一些容易出事故的路口设置监视探头，也是方法之一。

　　总之，既要有道德上的高标准的追求，也应该有技术手段上的甄别和保障举措，这二者缺一不可，只有这样，才能让公民在“见义勇为”的美德之路上放心大胆地做，而不是胆战心惊地走钢丝。(三秦都市报　但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