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沈阳“慕马大案”中巨贪马向东的秘书王晓方，接连推出《驻京办主任》等三部长篇小说，以强劲的势头一跃成为官场文学的代表者之一，但是也受到了不少人质疑。(2月28日《青年周末》)

　　孟子有云：“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可惜，这个世界上所多的乃是凡人，而非禁得住道德高标考量的“圣人”、“君子”。在一个社会愈趋开放、价值观念愈趋多元的时代，对于普通人，并不合宜采取道德高标，并不合宜以“道学家”的眼光打量人。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都有自己的处世原则、行为底线，并不应以“株连”的思维进行“有罪推定”。

　　当年著名社会学家、史学家陶希圣先生，也曾“误搞政治”，追随汪精卫，但是当1940年汪日密约签订，陶即幡然醒悟。可见世事纷纭，人性复杂，大是大非当前，功罪千秋，有时只在一念之间，前进一步，即万丈深渊，而退后一步，则是“风月无边”“杨柳岸”，能够把持住自己，即为英雄。陶希圣当然不仅是幡然醒悟，且与高宗武于1940年1月携带汪日“密约”副本“反出朝歌”，在杜月笙等帮助下逃离上海，回到内地，建功于国，此即史称“高陶事件”，令人为之击节叫好！

　　而今王晓方同样的以一杆笔，基文学源于生活之原则，取材秘书经历，反映官场之黑暗面，以丰富出版界、公众的精神生活，当属同样难能可贵。(新京报)

　　□于立生(江苏 自由职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