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坚决反对用下调印花税来激活股市。”——北大教授霍德明接受采访时说的这句话，在网络激起轩然大波(《重庆商报》3月30日)。

　　论股市市道，我反对“看得见的手”袖手。但观这场激烈的“讨伐”，我想最该谈的是税收。

　　其实，救市诉求，不过开启了下调印花税动议，批评现状的锋芒早已指向交易成本、公平公正、法定契约等要素层面。反驳霍教授的网友中，不乏真知灼见，如：下调是对畸高的纠正，下调是归还投资人利益。

　　我觉得，近有一块他山之石，可助益我们进一步思考。据新华社3月28日报道，英国一家名为“乌托邦”的酒吧，3月27日“恶搞”决定提高对酒类征税的财政大臣达林，贴出其照片，下附红色“禁入”，引起了共鸣，一场酒业人士和饮酒爱好者禁止财长入酒吧的网上运动展开。

　　设想一下，在英国，如果一位学者宣称坚决支持提高对酒类征税会有何反响？我看，多半波澜不惊。因为，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走上税收宪政道路的国家，1688年“光荣革命”的胜利便奠基了“民主税收”———国家与公民的法定公共契约，并在此后演进中日益普及为常识。

　　在税收是国家与公民的法定公共契约已成为常识的英国，学者高谈阔论不大可能太离谱，即使太离谱也不大可能太轰动，即使太轰动也不大可能被人们在舌尖上疯狂舞蹈。但无论是谁，若对现行税收有异议，则主张权利的反对都会很不客气，这种不客气不是简单怒撒怨气，而是向社会公众、特别是向财政部门等国家有关机关亮明态度，诉诸公共决策机制。

　　我理解，英国酒吧禁止达林入内可视为“民主税收”样本，“恶搞”财长幽默地体现了公共契约精神——提高对酒类征税，我必须服从，但我表示反对。而我国，反对下调印花税的一语竟卷起千堆雪，“讨伐”霍教授的言辞会走向愤怒走向过激，折射的正是税收的民主性欠缺、公共精神薄弱。

　　我希望，自改革开放才告别国家收入非税化的我国，对别人“恶搞”财长、我们“讨伐”教授之类公共事件，公众和国家有关部门都多些理性思考，这有助于加快税收文明发展的进程。(祝俊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