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星期天中午，乘公交车回家，车到某站上来几个欢乐的小学生。他们拿着种种乐器，大约是刚刚练完参与奥运的节目，上车后仍然叽叽喳喳，欢蹦乱跳。车上很空，人人有座，有个小姑娘坐下之后，就开始打镲，刺耳的金属敲击声，霎时充满整个车厢。一位中年妇女示意她别打了，女孩视如不见，继续发挥她的余兴。这位妇女是她妈妈，看着车厢内乘客厌恶的表情和女儿旁若无人的举动有些生气了，她严厉地叫着小姑娘的名字：“××，别打了！让人心烦。”这孩子仍然敲击不辍，仿佛从中获得很大的乐趣。妈妈真的生气了，把铜镲从女孩的手中夺了下来。小姑娘也生气了，跺着脚，指责她妈妈说：“好！你反对奥运，我告诉我们老师去！”并要从她妈妈手里夺回铜镲，妈妈不理她，把铜镲紧紧地抱在怀中，脸看着窗外，一任小姑娘吵闹。一车人都用惊讶的眼光看着这孩子，有指责，更多的是疑惑不解。许久，在众人责备的目光下女孩才停止了胡闹，安静地坐了下来。

　　看着这情景，我很奇怪，也很悲哀，一个戴红领巾的、不到10岁的女孩竟会以如此纯熟的“政治”手段和她妈妈斗争，这种手段曾是我们很熟悉的。其特点就是拉上当前被认为是最犯忌的问题，给对手以一击，必以致其死命为目的。1957年多少人就是被这种政治操作打成右派的，以后多少整人的政治运动，都是用此法操作的，轻车熟路，每发必中。我的一位同学的父亲是小学语文教师，当让他向党提意见时，他想了半晌，说了一句“现在小学生的毛笔字写得不如以前好了”。后来划右派时，有几种言论铁定要划的：“今不如昔”就是一条。于是，他这句话就被上纲为“今不如昔”论。帽子一直戴到“文革”，“文革”中被斗死。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这种“拉大旗作虎皮，吓唬别人，保护自己”和乱扣帽子的做法受到抵制和批判，虽然愿意这样搞的不能说从此绝迹，比如1980年代讨伐流行歌曲、1990年代围攻台湾作家柏杨先生作品时都有人重作冯妇，再操故伎，但总的说来没有形成大风大浪，社会还在进步，它也很难得到民众的认同。往往是他们重言恶语惊扰于一时，引得围观，但不用多久，因无新技，也会哗然而散。

　　当然，这里不是说小姑娘想致妈妈死命，她不懂得这种手段厉害，甚至不明白它的杀伤力，但其内心深处会觉得这种做法很解气，可能会吓住妈妈，有了这种潜意识她才会说出那些话，给妈妈一击。这就使我感到可悲，总觉得经过了数十年的反正面的经验教训，我们应当与整人的风气和整人的手段决裂了，步入和谐社会了。即使五六十岁以上的人们，因为在鸡争鹅斗时代熏染过久，难免存留有那个时代的痕迹。年轻人、特别是学生一族中的姑娘小伙应该像贾宝玉所说“无价之宝珠”一样，晶莹纯洁，光彩四射。没想到一个小姑娘却会用整人这一套对付妈妈！“这一套”是从哪里来的？是我们教育中的问题，还是从社会上来的？前几年教育界呼吁警惕“狼奶”，从“样板戏”入教科书来看，“狼奶”仍未断绝，鲁迅先生说的“救救孩子”也没有过时。(王学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