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问)李桂山：中加合译“敦煌故事” 如何实现文化互鉴？

　　中新社天津3月20日电 题：李桂山：中加合译“敦煌故事” 如何实现文化互鉴？

　　作者 张少宣

　　敦煌莫高窟是世界上现存最宏大的佛教艺术宝库，是震撼世界的艺术宫殿，孕育出博大精深的敦煌文化。让世界知晓敦煌之美，对于弘扬中华文明和丰富世界文明成果均具有非凡意义。如何让外国读者看见、读懂敦煌故事，进而将敦煌所代表的东方艺术之美带到西方世界？

　　曾任天津理工大学多元文化研究所所长的李桂山教授近日接受“东西问”专访，从多年翻译敦煌著作的亲身经历出发，探讨如何通过中外合作翻译的方式将敦煌故事和中华文化传达给外国读者。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您何时萌生出将敦煌著作译成英文并传播海外的念头？

　　李桂山：20世纪70年代，我有幸作为国家选派的留学生赴加拿大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留学。出国前，我们一行20多人去了敦煌莫高窟。那是我第一次触摸敦煌，当时就希望有一天把这些美丽的故事翻译成英语，让世界了解敦煌艺术。

　　回国后，我作为援藏教师前往拉萨，途经敦煌并停留了一天一夜，搜集到许多敦煌壁画的资料。在西藏师范学院(1985年更名为西藏大学)援藏教学期间，我进一步阅读敦煌历史文献并开始着手翻译。由于难度较大，翻译进展缓慢。

　　援藏结束重回天津，我开始系统进行敦煌著作的翻译工作，陆续完成了《敦煌的传说故事》《敦煌壁画故事集》《敦煌壁画故事大观》等有关敦煌文化的中译英作品。

中加合译《敦煌壁画中的精彩故事》出版图书封面 。张少宣 摄

　　中新社记者：敦煌文化博大精深，翻译过程中是否存在困难？您是如何克服的？

　　李桂山：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体现在思维、宗教、价值观、传统文化观念、生活方式及心理联想差异等方面，这些差异会给翻译工作带来困难。

　　从功能主义的翻译角度看，我们充分考虑到影响翻译策略的诸多因素，如目的语读者、文本类型、原作者意图和翻译中具体的文化语境等。因此，我与热爱中国文化的加拿大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教授内奥米·默克佛森(Naomi McPherson)合作，由我先将原文直译为英文，再由其根据语境对译文进行二次翻译。这种以语义翻译为主、交际翻译为辅的翻译方法，尽力保存了原著中的中国文化形象及文化遗产形态。

　　从文化意象角度看，我们也在文化意象及处理问题上发挥了主动性。文化意象蕴含的浓厚文化色彩，通常使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语言不可译性和文化不可译性。前者是指目标语没有与原语言文本相对应的语言形式，后者是指与原语言相关的语境特征在译语文化中不存在。《敦煌壁画中的精彩故事》蕴含丰富的文化信息，130多个故事涉及多方面故事类别，文化意象纷繁复杂，尽管翻译时困难重重，我们还是通过保留意象、保留意象加注释、改变意象、替换意象和省略意象等策略，较成功地处理多篇故事中出现的意象问题，有效地处理好文化信息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之间的关系。

　　具体来说，翻译过程中遇到的难点之一是如何准确表达几十位“佛”的名字并让外国读者理解。这需要掌握背景知识，查阅汉语专有名词的内涵，并再查阅英语的有关资料，如摩诃菩提(Mahabodhi)、恒伽达(Gungade)、虔阇尼婆梨(Ganjanivari)等。为了准确译出这些专有名词的对应英语，我们咨询了权威专家、季羡林办公室、敦煌市文化馆和敦煌研究院等，同时阅读了大量有关敦煌莫高窟壁画的权威中英文图书。

　　难点之二是如何将敦煌的故事情节译成外国读者容易理解的文字。汉语和英语属不同语言体系，中文的语法、句法结构都与英文迥然不同。对此，外国合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用母语英语对文字进行提升。比如在翻译《九色鹿》故事时，“身披九种鲜艳的毛色”，中国译者译成“with a sparkling coat of nine colors”，但母语为英语的专家认为sparkling和bright都不自然、不合适，而“in gay colors”表示色彩鲜艳，用在这里再恰当不过。

　　中新社记者：在合作过程中，如何实现语言既“传情”又“达意”？

　　李桂山：翻译伊始，我们就遵从信、达、雅原则。译文既要符合目的语的语言特点，又要顾及内容、结构、文采以及准确性、顺畅性和文学性。

　　翻译过程中，我们采用了多种翻译技巧和方法。如“增译法”，增补原文中暗含而没有明言的词语，确保语义和语法结构的完整性。“分译法”的使用也不少，将原来较长的句子分成几个单句，读者读起来轻松易懂。还有些段落采用“倒置法”，将前后的汉语句子重新颠倒，根据英语习惯，用逻辑性较强的英语语序表达出来。

　　这种“倒置法”，在此段翻译中有明显体现：“当她来到了菩提树下，眼前出现的是一片迷人的景象。鲜花竞相开放，蜜蜂飞舞，百鸟歌唱，池水碧波荡漾，荷花含苞欲放，她顿时心旷神怡，豁然开朗。贪婪地呼吸着鲜气，树荫乘凉。”

　　这段的英译文为：“On the eighth day of April of the10th month of Queen Maya's pregnancy, she again visited her garden pavilion to enjoy the fresh air and shade. As she stepped under the Bodhi Tree, a fantastic scene materialized before her. Every imaginable flower bloomed in a riot of color, and birds and butterflies flitted among the delicate blossoms. The rippling water of a lake was ablaze with the brilliant hues of Lotus blossoms。”。此种翻译方式的运用，既便于西方读者接受，又兼顾了表述精华。

　　中新社记者：选择与加拿大翻译家合译敦煌著作，意义何在？

　　李桂山：翻译是文化交流的媒介，是用一种文化将另一种文化的文本再现过程，译文不可避免地反映出两种语言文化的特征。在合译过程中，从多角度、多层面处理文化与翻译的关系，包括现有翻译理论的运用问题，以及敦煌故事翻译中的文化差异问题，体现了20世纪末以巴斯奈特和勒弗维尔为代表的文化学派提出的“翻译的文化转向”的宗旨。

　　内奥米·默克佛森教授在翻译过程中多次表示，敦煌壁画对她触动最大的便是中国古人非凡的绘画笔法和审美风采。“通过翻译敦煌壁画，我知道了什么是‘兰叶描’‘折芦描’‘铁线描’，将东方艺术之美带到西方，让更多人深入体会艺术无国界的魅力，是我的荣幸。”她曾在信中这样写道。

　　默克佛森教授认为口述传统是脆弱的，一旦讲故事的人消亡，历史记录也就面临着流失。原作者陈钰先生花费了几十年与敦煌人民在一起，整理他们的口述，并将其与敦煌壁画一一对照，这是人类与古老历史的联系。翻译这部著作，便是在传播文明，传播历史上人们的生活、思想和行动。

　　翻译作为文化交流与传播的必要手段，不仅是语言转换的方式，更是传递文化、记载文化与构建文化的方式。敦煌著作中有极其丰富的文化信息，包括生态文化、物质文化、社会文化、宗教文化。合译过程中，我们考虑到文化空缺现象，采取对应策略适时适量补充信息，最终成功将这一璀璨文明传达给国外读者。

　　中新社记者：敦煌著作传递的中国思想“精髓”是什么？

　　李桂山：张大千、常书鸿、段文杰等美术大家，都曾表达过“没去过敦煌的人就不知道什么是世界绘画史”的观点。敦煌莫高窟是世界上现存最宏大的佛教艺术宝库，其中所传达的真谛是无私、奉献、正直、善良。

　　让世界知晓敦煌之美，对中华文明乃至世界文明都具有非凡的意义，展现的是中国的文化软实力，是向世界展现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的有效途径。

　　在翻译敦煌著作过程中，合译者之间不断交流，共同赴敦煌实地考察。敦，大也；煌，盛也。华，美也；夏，大也。感受戈壁的苍凉，三危山的圣境，莫高窟的威严，鸣沙山的厚重，月牙泉的柔美，玉门关的孤冷……负责校对的加拿大语言学家阿泰姆·劳伦斯基(Artem Lozynsky)曾表示，敦煌的春夏秋冬、一草一木，都是他的灵感源泉。通过文字，他接受着华夏文明的洗涤，并由衷赞美：“敦煌的盛大辉煌与华夏的高雅宏伟是历史的巧思。敦煌作为丝绸之路上的咽喉，是盛大的集结，是辉煌的浓缩，是高雅的投影，是宏伟的象征，世界都应该为之倾慕。”(完)

　　受访者简介：

　　李桂山，曾任天津理工大学国际工商学院院长和多元文化研究所所长。现任加拿大皇家大学中国教育文化特别顾问、加拿大西三一大学多元文化特别顾问。多年从事北美社会与文化、教育国际化、双语教学方面的教学科研工作。公开出版专著6部、译著6部，主编英语教材9部，翻译著作《敦煌的故事》《敦煌壁画中的精彩故事》等，主编170多万字的《英汉双解经济与管理词典》。